2002年，在流行的电视系列节目《百万富翁》的某一期中，我充当那个“接电话的朋友”。可是，当我的熟人被一个问题难住时，他选择了“向观众求助”。他的选择是明智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而且因为数据显示观众的判断在91%的情况下是正确的。相比之下，“专家”的正确率仅为65%。
尽管这种差别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观众通常被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但是其中存在更深刻的原因。如果问题数量庞大五花八门，那么解决起来群体比个人更显智慧。这与19世纪的苏格兰报人查尔斯·麦凯在其著作《大众错觉与群体狂热》中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这部怀疑论的主要文献认为：“已经阐述过，人们以群体方式思考。你会看到，人们在群体中会变得疯狂，且只能缓慢地、一个接一个地逐渐恢复正常。”这一论断后来得到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等人的支持，已然成为教条。 勒庞在他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声称：“在群体中，累加起来的是愚昧而非大智慧。”
您弄反了，勒庞先生。在2004年出版的深受人们喜爱的著作《群体智慧》（由道布尔戴公司出版）中，《纽约客》杂志专栏作家James Surowiecki巧妙地列举了大量的证据，环环相扣地阐明：“多数人的智慧超过少数人。”在一项实验中，要求参与者猜测罐子里果冻软糖的数量。这群人的平均值为871，仅与850的真实数目相差2.5%。而56名参与者中，只有一人与这个数字很接近。这是因为在群体中，与真实数据相偏离的个人误差基本互相抵消。
另一个极端违背直觉的例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当美国“蝎子号”潜水艇于1968年5月沉没时，海军科学家John Craven组织了一大批潜水艇专家、数学家和打捞潜水员。他并没有将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互相讨论，而是让他们根据潜水艇最后已知的速度和位置（此外什么条件都没有），各自对潜艇失事的原因、下沉的速率和倾角等变量给出自己的最佳估测。然后，Craven采用贝叶斯定理（对问题的每一个要素都分配一定概率的一种统计方法）计算了群体的平均值。“蝎子号”在海底的实际位置仅仅与平均预测值相差220码（约200米）。
更为奇怪的是1986年1月28日股票市场的反应，“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这一天发生爆炸。四家主要的航天飞机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罗克威尔国际公司、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和摩顿·狄欧可公司——其中以最后那家公司（有缺陷的固体火箭推进器的制造商）的股票跌幅最大，损失达到12%，而另外三家的损失只有3%。来自克莱蒙森大学的经济学家Michael T. Maloney和来自克莱门特麦肯娜学院的J. Harold Mulherin展开了一次详细的市场研究，没有发现有泄露内情或者火箭推进器或摩顿·狄欧可公司成为媒体聚焦的证据。在有四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大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当然，群众并不总是明智的——别忘了还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而且，当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全都朝同一个错误的方向考虑时，“群体思维”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例如，当“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于2003年2月1日失事时，股票市场的反应出错，尽管推进器没出问题，但是人们大量抛售推进器制造商的股票。
一个群体要想明智，它应当是自治、分散而且知识多元化的，而当“哥伦比亚号”仍在太空中飞行时拒绝其泡沫冲击理论的委员会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相比之下，Google就非常聪明，因为它采取了一种按照网页链接次数进行排序的算法，通过链接到这些页面的数量来评判链接本身。Google系统之所以管用，恕我直言，是因为因特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自治、分散、并且多元化的群体。
[柯江华/译 曾少立/校]
